李冠洋的传说
李冠洋是灵丘县下关乡岸底村人，姓李名江字冠洋。其父在民国初年曾任山西农林专科学校教员、山西省公署实业科科长。””李冠洋自幼颖悟，于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李冠洋是在校学生。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毅然投入革命洪流，奔走于北京、太原之间，做秘密工作。当时任山西省督军兼省长的阎锡山，党附于北洋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反对革命，因此便胁迫李冠洋的父亲劝令他停止活动。但李冠洋在其祖父的鼓舞下，冒死犯难，更加积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成立后，李冠洋任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是年二十四岁。
其后因与山西省党部组织部长苗塔成意见相左，愤而离并 (太原》到了国民党中央。经人介绍，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丁惟治，出任华北党务督察专员。由于对陈立夫不满，放受到排挤，送参加了谭平山、王昆仑等组织的反蒋大同盟。后应间锡山之召回到山西，成为闻锡山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1930 年，闺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合倒蒋时，李冠洋负责闻记的党务工 作，在北平办有中、英文报纸，和汪精卫、陈公博等公开论战。这是他一生政治上最活跃的时期。
阎、冯失败后，他随间寓居大连。1931 年，他们又先后返回太原。“九。一八” 事变后，阆锡山出任太原绥靖主任，李冠洋受命搞学生、青年及群众团体工作。
1932 年，李冠洋任太原绥靖公署高级参事，和张豫和、张至心、宁超武并称四大参事，参预军政大计，仍兼管学生、青年和群众团体工作。
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成立了最高决策机构 “民族革命同志会” (简称同志会)，阆任会长，下设高级干部十三人 (简称高干)，李冠洋是其中最年轻的。其后，高千儿度更换，他却始终没有变动。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八路军进驻山西，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到了太原。李冠洋受阎锡山委派，主持了欢迎大会。他在致词中说：“这 (指八路军) 是和我们共同抗日的真正朋友……” 此话深得周恩来的赞赏。
从 1937 年开始，李冠洋任山西省政府委员，宜至解放。
1938 年，李冠洋任第二战区司，令部民革室第一处主任。
1939 年民革室第一处改编为编审委员会，1940 年夏又改为文化委员会，李冠洋都任主任委员。该机关出版《民族革命》期刊，负责宣传工作，同时还培训青年干部 (多数是全国各地来的学生)。
1939 年春，同志会公开设立机构，开展工作，名称是 “执行部”，李冠洋任总书记。下设五个组，两个委员会，并设干部训练所，专门训练同志会的专区、县级干部。训练所主任也由李冠洋兼任。
1941 年夏，同志会改组。当时阎锡山为扩大职权，扶植势力，想把同志会交梁化之负责。但高干们对梁化之平时的专断横行、排斥异已早已愤恨憎恶，所以在选举时秘密串通，选了李冠洋。为 此，阎锡山当场大发雷霆，拍桌摔杯，痛骂一场，拂袖而去。梁化之亦悻悻退席。不久，阎锡山不经选举，便任命梁化之主持了同志会的工作，使梁的职权凌驾于各高千之上了。
1941 年冬，文化委员会和干部训练所撤消，成立了山西省政治突击委员会，李冠洋任主任委员，梁化之任副主任委员。
1943 年夏，山西各专区设立战地工作委员会 (不久改为统一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专区、县级组织的工作。李冠洋任蒲县区主任委员。
1945 年春，李冠洋调回山西省政府，任行政组长，代行省主席职权，处理日常工作。只有特殊重大事件才呈报阎锡山审批。
1947 年夏，李冠洋出任山西省民政厅厅长。
1949 年春，解放军围攻太原。阎锡山于三月间飞往南京，行前指定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李冠洋、薄锍相五人为常委，负责军政一切事务。四月间的一天，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员绍之告诉李冠洋说：阎来电，如不能坚守，可走北平的路子 (和平解放)。李冠洋又转告孙、王、薄三人。他们派人把梁化之找去，询问阎电情况，问梁有何主意。梁掏出电报，表明他决不投降。梁走后，他们商定，由李冠洋写信给解放军，停战求和。信已写就，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送信人选。过了两天，四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城内，省政府门外枪炮齐鸣，战斗激烈。绥靖公署参事张文好正在地洞，李冠洋等派他把信由门缝递出，顿时炮火停息。张文妈引解放军负责同志来到地洞口，把李冠洋等叫出一一介绍，予以安置。于是全城停火，太原解放。
随后，李冠洋和其他被俘人员都被送往榆次受训。不久，又被遣返太原拘留。王世英同志出任山西省省长，离北京前请示华北局书记薄~波同志 “冠洋如何处理”，薄说他 (指李冠祥) 也是个受制的人，放了吧！于是王世英到达太原后便把他释放了。
其后，李冠洋寓居北京。为了立功赎罪，他劝说温寿 (原山西省高级干部) 等人捐献财物，修建医院，为此深得山西党政领导的赞扬。
1956 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西省委员会成立，民政厅厅长杨自秀兼任主任委员，李冠洋专任副主任委员。后任政协山西省常委，直至病逝。
李冠洋二十四岁即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可谓少年得志。他一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以常情论，一定是积资千万，穷奢极欲，生活优裕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穿的是灰色土布，吃的经常是玉米面，抽的是旱烟袋。数九寒天，没钱买煤，家无炉火。一天阎锡山的四儿子去他家串门，冻得发抖。第二天朝会时，阎大骂建设厅，当场命令：“给冠洋家送十吨炭。” 其后，逢年过节，阎必送他三、五袋白面。
李冠洋不但生活俭朴，而且颇耐劳苦。1940 年春，他带领几个下属到乡宁县出差，路经吉县时天色已晚，找不到食宿之处。好容易在东关找了两间破房，但人无粮，马无料，窗无纸，家无柴，同扎野一般。这时有人提出去找专员杨贞言，让他给解决吃住。李冠洋说： “人家初来，咱们不能给他增添麻烦，忍耐一夜吧 1” 就这样，大家忍饥受寒睡了一夜。
文革期间，李冠洋受到了很大冲击：停发工资，遺送原籍劳动。岸底村的父老乡亲们都很同情他，见他年逾古稀又开始体力那生质上尽靠给于帮助和照顾。1972 年夏 (不详)，其妻刘慕真去北京请求周总理，他才得以平反，回到太原。
李冠洋一生，初则拥蒋，继则随阁，反共是其初衷，无庸讳言。但后来却由反共渐变而庇护共产党了，也是实情。
1935 年冬，红军由陕北渡河 (黄河)，东进抗日 ，太原吃紧。阎锡山下令：无论干部兵民，必须找保才能在太原居住。正在太原工作的侯外户同志 (解放后任西北大学校长) 没人敢保，李冠洋亲自出面担保，使侯安居太原，未遭意外。
武灵初是山西武乡县人。1941 年在政治突击委员会任委员，后随李冠洋到蒲县统委会任委员。李冠洋早就知道武灵初是共产党员，但始终没向阎锡山报告。
吴晨 (字哲之) 也是共产党员，曾任山西九区专员。李冠洋很清楚吴的底细，不但未去报告，反而在 1947 年国民党选举 “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 时，推荐吴哲之实际负责。
胡采 (西安文联主席)，1939 年在李冠洋领导下工作，常发表 “左” 倾言论和文章，但李冠洋始终没汇报过。
杜星垣 (共产党员) 和秦丰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 (1940 年春)，连夜潜行，脱离二战区。李冠洋知道后也没向阎报告。
太原解放后，武灵初同志负责处理被俘人员，对李冠洋的下属，多数留用。这固然是政策有关，但同时也说明共产党人已深知李冠洋对中共所做的贡献。
李冠洋秉性内向，态度谦和，但在同志会十三高干中威信颇高，就连手握重权、气势凌人、骄横霸道的梁化之对他也是温言细语，开口必先称 “冠哥”。他对下属很少疾言厉色，训斥诟骂。在他负责的机关干部中，有不少年轻人想升官发财。可是在他领导下，机会甚少，便另找门路，投奔他人，李冠洋概不留难。而且在向新单位介绍此人品德才能时，尽说优点。为此曾有人很不理解地向他提出：“某人既脱离咱们，恩义已断，为什么还尽说好的？” 他微笑道：“他去那里，不如意时，自会回来的。” 其言多验，人共服其胸怀。
李冠洋见广识博，分析精牌，关心国事、天下事。留法学生、共产 党员、民盟领导人之一杜任之同志常说：“二战区内分析时事，我最佩服李冠洋，次为胡三余，其余不足论。”
李冠洋能文好学，公余之暇，读书读报，或从事写作。阎锡山特许他和梁化之阅读《新华日报》。他常读《尚书》《周易》二经，还经常写《随军笔记》。他的文章有的抒发政治意见，有的记述重大事件。在理论方面，他著有《唯中史观》。后来阎锡山又著《唯中论》，与他的《唯中史观》十分吻合。是他秉承阎的意旨而讲述的，还是阎根据他的理论而撰写的，不得而知。
李冠洋的胸怀见识、道德文章颇得众人的推崇、敬重和钦佩。在晚年仍谆谆以国家为念，表示愿在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山西文史资料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不幸于 1984 年 12 月 8 日病逝于太原。他的秘书张俊先生追怀往背，在悲痛之余曾作挽词赞日：
道德文章冠三晋，人称先生而不名；
胸怀识见迈群伦，众推贤达乃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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